1943年的西西里岛，火山灰像陈年的面粉一样覆盖着陶尔米纳的屋顶。十二岁的萨尔瓦托雷蹲在教堂后墙的阴影里，看着穿黑衫的士兵把最后一箱弹药搬上卡车。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缝里的砂浆，指甲缝里嵌满了红褐色的泥垢——那是昨天帮邻居抬被炸塌的房梁时沾上的，如今已经干透，像一层硬壳。“萨尔瓦托雷！”女人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的铜铃，他猛地回头，看见母亲玛利亚挎着半满的篮子站在巷口。篮子里的西红柿蔫得发皱，叶片上还沾着今早从黑市换来的、带着柴油味的报纸边角。“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别靠近那些人。”玛利亚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手却在发抖，“你父亲……”“父亲是英雄。”萨尔瓦托雷打断她，声音比西西里的风还硬。三个月前，父亲乔瓦尼在码头用鱼叉刺穿了一个德国兵的喉咙，随后被挂在钟楼的铁钩上示众三天。那天的太阳很毒，父亲的尸体像块被晒硬的皮革，乌鸦在他肩膀上拉屎，意大利的国旗在广场中央飘得猎猎作响。玛利亚突然捂住嘴，指缝里漏出呜咽。她拽着萨尔瓦托雷往家走，篮子里的西红柿滚出来一个，在石板路上磕出深色的瘀痕。路过铁匠铺时，萨尔瓦托雷看见老板安东尼奥